高山流水半世谊宗璞与我

发布时间:2017/7/24 12:51:40

宗璞米寿到了。无以为贺，重发一篇旧文略表心意。因原文篇幅较长，现有所删节。

年清华园，自右至左：冯钟璞、资中筠、梅祖芬、聂崇厚

我一直连名带姓唤她本名“冯锺璞”，不过现在她以“宗璞”闻于世，我写文章时也只得效冯老先生，“吾从众”了。

我们相识是在年，我转学入清华外文系二年级，与她同班。那时女同学都住在唯一的女生宿舍“静斋”。我刚好与梅贻琦校长的小女儿梅祖芬住同房间，宗璞住在家里。她与祖芬不但是世交，而且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同学，所以经常来我们宿舍找她。记不起何年何月何日宗璞来宿舍，只有我一个人在，我们就天南地北地聊起来，大半都是谈读过的书，古今中外，各舒己见：从中国古典诗文、小说到外国文学，把自以为独特的感受和见解都尽情倾吐。如今所谈的内容已经模糊，只记得古人中她最喜欢苏东坡，达到神交的地步，诗则欣赏李义山，认为有“空灵之美”，这些都深得我心。我则向往魏晋名士风流，《世说新语》都是我们所爱。外国文学谈到了《战争与和平》、勃朗特姐妹、哈代，等等。她独喜哈代，为那种苍凉、宿命的悲剧意境低回赞叹，后来她的毕业论文就是做的哈代。

年，在清华静斋

印象最深的是谈《红楼梦》，我们都不喜欢林黛玉，不约而同地喜欢探春。她说父亲（冯友兰先生）一贯教育他们，不但要能作文，还要能做事，探春既有文才又有干才，不但有才，还有识。我则受母亲影响，喜欢性格干脆，不喜欢哭哭啼啼、自怜自艾的人。记得我还说过，我认为《红楼梦》中真正第一薄命人是薛宝钗，因为黛玉至少得到了真爱情，而宝钗费尽心机，最后还得顶黛玉之名嫁给已经失魂的宝玉，情何以堪？至于贾宝玉就更加不可爱了，那么多女子为他痴情真不值。那种议论纯粹是凭直觉，不会去考虑什么社会背景、微言大义、心理分析，乃至阶级感情之类。只是想象如果在我们身旁出现那些人，我们会喜欢与谁交往。应该说，我们两人的家庭背景都是和谐而开明，少年不识愁滋味，还体会不到那种压抑无告的感情和大家庭的钩心斗角。后来年事渐长，阅世、读书渐多，对《红楼梦》自然另有理解，此是后话。

总之我们越谈越投机，相知恨晚，那年我十八岁，她二十岁，是为订交之始。我与她似有一层特殊关系，互相已经形成习惯，凡是读到什么好书，有什么心得，或者“忽发奇想”，第一个想告诉的就是对方。记得我向她介绍过雨果的《笑面人》，那是我刚好在假期中从南开大学的羅大纲先生补习法文，抱着字典“硬读”的第一本法文小说，由于情节动人，人物鲜明，竟然从头到尾读完了，一开学就急着讲给她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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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家住在“乙所”，与静斋隔着一片草地和一条小溪，旁边还有一片树林，称“阿木林”。每当春来，草地上开遍二月兰，宗璞对这种小野花情有独钟，不止一次写入她的作品。多少次，我从静斋门前的土坡跑下去，穿过小径，快到那所平房时就开始喊“冯锺璞！”，她会出现在门口，然后或者让我进去，或者出来一同到阿木林或工字厅后的荷塘边散步。那是充满幻想的年龄，眼光总是投向无边的苍穹。夏夜常常一同仰望星空，诉说各种遐想。她说她经常想像自己站在水上，随波而去（那是一种飘飘欲仙乘风归去的感觉，不同于“乘长风破万里浪”的豪言壮语）。我在中学时曾填过一首《鹧鸪天》，其他都忘了，唯中间一联自己很得意，说给她听：“云开我欲攀新月，雨霁谁曾跨彩虹？”。她说她有两句同样意境的诗：“有朝直上古峰顶（借唐人句），双手劈云星满襟”。好一个“双手劈云星满襟”！与“攀新月”、“跨彩虹”高下立见。从此于文事一道我在她面前总是自惭形秽。她在中学就已经发表过文章，这在我当时看来是遥不可及之事。记得她给我看过一篇她在联大附中时的作文，是写雪的，有李广田老师的批语，极尽赞赏，我只记得批语最后一句是：“可以写诗了”。她的散文的确有诗意，晶莹、清丽。即使老师的命题作文也总能写出新意，有自己的风格。她以写作为乐，文思敏捷，令我望尘莫及。与她相比我总是觉得自己笔头涩滞，文字芜杂，一旦开头又往往不知所止，泛滥无所归，不像她那样洁净、简练、含蓄。但是宗璞却许我以“汪洋恣肆”，以此鼓励和安慰我。

不过我也有令她“佩服”的地方，我外文，特别是口语比她强些。她也学钢琴，但我程度高些。我在中学时对数学特别感兴趣，曾经想以数学为专业，那时离中学时代不远，数学还没有忘光，我与她大谈我对解析几何坐标、曲线的体会。宗璞为人厚道，我这一通海吹，使她对我油然产生敬意。竟脱口而出说“你是静斋第一人！”其实，那时清华女生中文理兼备，多才多艺的不在少数。我考清华就没敢考理科，因为除数学外，我理、化都平平，而那点数学在全国高手如云中也没有什么特殊优势，只有拿来唬唬好友了。我选了邓以蛰先生的西洋哲学史。每学期只需要交一篇对一位自选哲学家的心得。我写的是对伯格森“直觉主义”的体会。现在早已忘记胡乱写了些什么。只记得拿给宗璞看，又得她赞赏，大概那是第一次获“汪洋恣肆”的评语。

大学的最后两年是校园中热火朝天的年代。我们稚嫩之心所感受的是新中国如朝阳升起，百年屈辱一扫而光。莘莘学子都摩拳擦掌准备为建设祖国大干一场。转眼到了毕业。我们这一届毕业生是首次全国统一分配，不能自选职业。各大专院校集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服从祖国需要”的学习。在我发起下，我们班全体女同学在一个清早，太阳和国旗一同升起之时，爬到楼顶，在五星红旗下宣誓把一切献给祖国。誓词就是宗璞和我两人起草的。记得我特意在“把一切……”之后加上“智慧”二字，说明当时初生牛犊的心态，真的自以为祖国需要我们的智慧！后来才发现这“智慧”正好就是必欲去之的改造对象。那时我们觉得自己的前途与祖国同样灿烂辉煌。我们班自己开毕业联欢会，自编自演节目。记得我演了一个英文剧的片段，并且扮男角。压台节目还是宗璞为此专门编的短剧，内容大概是个性不同的人物以不同的方式各述己志，只记得最后大家排队唱着“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的歌下场。

作为毕业纪念，我母亲送给我俩各一枚象牙名章，篆刻非常精致。难得的是，历尽劫波，这两枚图章我们各自竟然还保留着，宗璞说她那一枚还在用。

宣读毕业分配名单时，我刚好与宗璞分在同一单位——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两人在一起，同办公，同宿舍，就更加形影不离了。文委机关新分配的大学生较少，我们两人成了文娱活动的骨干。刚到不久，参与组织了国庆节晚会的一台节目。现在的熟人大约很难想象那时我们两人领着一群相对年轻的同事跳新疆舞吧，我记得其中之一是“掀起你的盖头来”，宗璞的舞姿我至今还有印象。记得我们在清华时，有一次我妹妹华筠来玩，她那年14岁，在中央戏剧学院学舞蹈。我带她到冯家嬉戏，宗璞跳“阿拉木罕怎么样”，华筠说“冯姐姐跳舞真好看”。华筠后来成为著名舞蹈家，我开玩笑说：宗璞跳舞曾得名家肯定。她还唱歌，正式跟音乐室的老师上课学过，我弹（钢琴）她唱也是我们当年同游乐的内容。

我们这种关系自然在单位中显得很特殊，被批评为“搞小圈子”。不过时间不长，半年后，她和我先后分别调到不同的单位，结束了朝夕相处的岁月。她到文化部门，我到外事部门，工作性质渐行渐远，来往日疏。我曾奉调出国三年，那时私信也不能邮寄，要通过外交信使，所以与她书信来往也不多。不过互相总是惦记着。她曾托人带给我一部《宋六十名家词选》，是线装小开本，版本很精致，有十几本。可惜我有一次临时被召回国，除随身衣物外都留在那里，后来国际形势变化，不再回去，东西遗失不少，那部书便是其中之一，不知落入何人之手。

五、六十年代她开始在文学创作中崭露头角，正式成为作家；我则还是小公务员，以“一技之长”为各级大小领导起草报告、发言稿，做翻译之类。即使有公开的应景文章，也是奉命以他人名义发表。工作非常繁忙，几乎没有节假日，开夜车是家常便饭，极少可能有闲情逸致与友人游。我记忆中有一次与宗璞的畅游，就是相约到龙潭湖划船，那时的龙潭湖还是处于比较荒凉的郊区，在我们就算郊游了。还有饥饿年代曾到她在城里迺兹府的临时住宅，她留饭，请我吃炒白菜，是真的用油炒的，我觉得美味无比。后来一次，大约是年供应开始好转时，她约我吃螃蟹、赏菊（是家里的盆菊），可能还有酒，效古人持螯赏菊，风雅了一番。这大约是“文革”前的最后一次。以后就人事全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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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人不论涉及公事、私谊，都不可能绕过政治运动。涉及我们二人关系的第一个运动是“三反、五反”。我们参加工作不到半年，我因父亲在运动中受冲击而突然成为本单位重点“帮助”（那时还不算“批判”）对象。宗璞与我不但同一办公室，而且同一个团小组，关系又如此密切，不可能逃过“表态”。首先她本人被告诫必须站稳立场，在感情上克服“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这是历次政治运动中关系亲近的人之间必须过的关。宗璞一向温厚，从无疾言厉色，也不大习惯于用流行的政治术语批判人。说实在的，我几乎想不起来她在“帮助”我的小组会上是如何发言的。我唯一记得的是她说我们（包括她自己）都是家庭观念太重，应该改一改。大概这是她对“与家庭划清界限”的一种表达方式。私下，我们当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形影不离，都自觉地拉开了距离，而且在那种时候，单独相处时实在不知说什么好。不过无言中的关切，我还是感受得到的。在那次运动中她的处境比我好，因为我属于“剥削阶级”家庭，而她的出身还是“高级知识分子”，还不需要与家庭划清界限。

“文革”初起，她就受到冲击，冯老先生和她本人都一度列入“牛鬼蛇神”，我听说她曾站到台上挨批斗。而我虽然也被打入另册，但是既非“当权派”，也未“成名成家”，仍忝列“革命群众”，不是揪斗对象。这回我的处境比她好一些。尽管我们已多年疏于过从，但是对她“审查”的外调必然不会漏掉我。于是我就面临对她的“态度”问题。我没有直接见过她的外调人员，却收到过运动领导小组转给我的，要求揭发冯锺璞的函件。应该承认，以我那时的思想状态，从未想过可以拒绝，而且我写什么首先要经过本单位的领导，等于也是对我的审查。我能想起来的是：她欣赏李商隐；还有在“文革”前一年我生医院，她来看我时带给我两本书，一本是讲赛金花的《孽海花》、一本是卡夫卡的小说。这些都代表“封、资、修”，当然说明她“感情不健康”，就成为我“揭发”的内容（同时当然也包括自我批判）。外调者拿了这些作何用场，有没有成为“炮弹”，增加对她的伤害，我不得而知。“文革”后期，我虽非揪斗对象，但属于改造重点，需要在一定范围内“斗私批修”“狠触灵魂”才能过关。我最后过关的稿子中有一段就是检讨与宗璞的关系，用的“语录”是“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说明我与她的关系是“臭味相投”，感情基础就是封资修（大意）。这些，宗璞当时当然不会知晓，多年以后我们再恢复交往，已是时过境迁，没有再提起。

宗璞于年发表了《红豆》，不久即被列入“毒草”，受到批判，当时我在国外工作，后来才听说。这篇小说是写鼎革前后大变局中一对大学生恋人，男的随家庭出国，要女方与她同行，而女方坚决留下来建设新中国。小说的开头是多年后女主人公翻出当年那位男生送给她的红豆，引起一段回忆，特别是艰难分手的情景，以宗璞特有的笔调写得情真意切，美丽动人。这篇小说被批判的理由是说那男生仇视革命、背离祖国，应于唾弃，而小说中却以温情感伤的笔调描述这段往事，说明作者立场没有转到无产阶级这边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气势汹汹地问道：“作者的血管里究竟流的是哪个阶级的血？”。我回国后见到她时，宗璞专门指给我看这句话，苦笑着说：“你看，他竟这么说……”。她告诉我那个笔名就是曾经受过毛主席亲自表扬的“小人物”之一、当红青年文艺评论家。最后还是作协一位领导说了几句话，给她做的结论是：思想前进而感情还没有跟上，属于需要继续学习、改造，于是幸免于戴“右派”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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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期之后，有一批曾被打成“毒草”的作品集结出版，题为《重放的鲜花》，《红豆》也在其中。这本选集影响很大。宗璞收到许多读者来信。那时正兴起出国潮，与三十年前的批判相反，许多读者不理解那女生为什么不同她的恋人一起出国，说她太傻者有之，为之惋惜者有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对于这一时代的讽刺，宗璞还是只好苦笑。大约是回应这类意见，她写了《热土》，写对祖国的深深的眷恋，热土难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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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家是一个极为和睦、温馨的家庭。冯师母（我一直称她冯伯母）是清华园几位有名的贤惠、能干而热心助人的教授夫人之一。冯家的饭菜也略有名气，尤其是面食，连煮饺子点水都有特殊的讲究，美味无比，我都有幸尝过。我在宿舍生病时，享受过她家给我送的“病号饭”。宗璞兄弟姐妹四人，在我们上大学时哥哥已出国，姐姐已出嫁，小弟冯钟越那时还是中学生，后来成为杰出的航空工程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不幸英年早逝。宗璞为之写下“哭小弟”，令我想起袁枚的“祭妹文”。我读到《人民日报》载“哭小弟”时正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当访问学者，在自己的单人办公室内，独自一人读得涕泗滂沱，读到“迟开而早谢的一代人”句，竟然痛哭失声。这可能是我成年以后唯一的一次这样大哭。当然冯小弟是我所熟悉的，我为他早逝而痛惜。但这篇文章不仅是因哭小弟一人而打动我。它勾起我感时伤世，几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压抑和坎坷涌上心头。

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几乎麻木了的心灵开始苏醒，也许因此而特别脆弱敏感。那时开始提倡重视知识分子，报刊宣传的模范知识分子如蒋筑英等都是历尽坎坷，生活的艰苦和劳动的强度达到生理极限，积劳成疾，不去就医，直至不治而死。然后师友惋惜，领导表扬，宣传机器树为典范。还在世的，如陈锦润，健康也已备受摧残。我想起了我的小妹资民筠，当时正动了腰椎结核的手术，穿着金属背心躺在床上（躺了整整两年）。她是北大地球物理系空间物理专业，文革前被认为是文理兼长的“业务尖子”。她结婚后5年才分到一间筒子楼内十平米的小屋（原是学生宿舍），许多计算、论文就是坐在小板凳上以床为桌写出来的。好容易到改革开放，刚刚可以有所发挥，不久就发现腰椎结核动手术，幸免于瘫痪。究其病因，大约是在“文革”中下放到潮湿的江西鲤鱼洲“战天斗地”，常与男同事一道扛一、二百斤的大包，使腰椎受了损伤。她经常腰痛，有病不就医是那时的风气，因而酿成重病。（按：两年前她已先我而去，我向何处“哭小妹”？）。“迟开而早谢”，多么精辟的概括！我被这句话触动而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一大恸，尽情释放了一次。

十年浩劫中我们完全断了来往，音讯隔绝。我全家下放干校。宗璞在此期间大病一场，动大手术，后来结婚，我都是事后才听说的。我记不清劫后第一次与宗璞重逢是何情景。好像也没有特别激动，非常自然地续上了过去的交往，相隔十年，宛如昨日。她也没有多谈“文革”中的苦难，只告诉我生病的经过：那时当然谈不到定期体检，等医院检查，已确诊是癌，需要立刻住院动手术。但是她的存款都被冻结，只发少量生活费。她孑然一身，为交住院押金，自己骑着自行车到已被造反派控制的财务科跑了多次，遭到各种冷遇和推诿，拖延时日，最后她“气得忍不住骂人了”。我想不出来宗璞骂人怎么骂法，就好奇地问她。她说：“我说你们简直是草菅人命”！我不禁哑然，他们听得懂吗？在那种艰苦条件下动这样大的手术，肉体和精神要经受怎样的痛楚！

宗璞在温雅的表面下有着顽强的意志，有非凡的抗病痛能力。从我认识她起，她就多病。一般人动一次手术就算是大事，而她从十几岁起就不断动手术，从五官到内脏，大大小小手术，依我的估算不下十多次，医院不知跑了多少，也曾在病床拥挤时，躺在走廊里。我们后来在电话中的问候语常是：“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辛稼轩句）。我有时怨恨外科大夫，好端端的人，动不动这里切开、那里摘除，破坏了浑然天体；但又要感激他们，全赖这手术刀，保全和延续了生命和智慧。宗璞就在这手术刀之间顽强地生活、写作。如今目力不济，已经“告别阅读”（她的一篇文章名），依靠“听读”，笔耕换成口授，仍然创作不辍。

有人说宗璞是京城第一大孝女，我很同意。她在母亲去世，自己也进入老年之后，有限的时间精力主要奉献给了老父。里里外外一手打理，照顾得无微不至。冯先生不是一般的老人，她那个家也不是一般的小家庭，我过去就知道宗璞比我对柴米之事懂得多些，但是在冯伯母去世后她理家举重若轻的本领还是出乎我意外。当然夫君蔡仲德的半子之劳也功不可没。套用一句李密的《陈情表》，可以说冯先生无宗璞无以终余年，更无以完成那七卷《中国哲学史新编》。为此，她牺牲了自己的创作，从《南渡记》到《东藏记》用了15年。冯先生对此也有所感，所以送给她的对联中称她为“守护神”，并提醒：“莫将新编代双城”（她正在写的《野葫芦引》原名《双城鸿雪记》）。但是冯先生的事业并不会及身而终。人去后，宗璞还忙着料理他的出版、纪念、塑像、接待有关的采访等等事宜，总也完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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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觉得她所剩无多的精力时间应该集中在写完后两卷《野葫芦引》，容不得再浪费了。几年前蔡仲德还健在时，我曾要他帮我一起劝她：“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抗战时期中国高等院校的艰苦历程、一大批中国知识精英所经历的炼狱的考验、所体现的民族魂和难以再现的独特的风骨，本身就是一部史诗。能有这样的亲历、这样的视角，还有这样的妙笔，以小说表现出来，方今健在者中不作第二人想，她无论如何应该放下一切来完成它。而且，我觉得，她的写作也有发展过程，写到这部书时更加成熟，思想达到新的境界，更应该奋力完成。不幸，小她九岁、比她健壮并对她照顾有加的仲德竟患绝症，终于不治。她又有两年在希望与绝望交替中拖着自己的病体，为他求医问药而奔忙。仲德本人是博学深思的学者，过早去世是士林一大损失。宗璞更是再次以坚强的意志面对这人生至痛。她终于从悲痛中走出来，决定恢复口授早已构思好的《西征记》了。（按：此书已于年出版，现正在继续第四卷《北归记》，祝她早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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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宗璞虽然又“接上了关系”，但是各自属于不同的“界”，工作上从无交汇的机会，连在社科院大楼里都从未巧遇过。她住城之西，我住城之东，共居北京城，难得一聚首。后来宗璞体力日衰，“互访”就成我单向访问了。不过音讯与精神总是相通的，主要靠电话交谈。自从年各奔东西以来，半个多世纪中我们真正促膝谈心，可能一年平均不到一次，而且很少物质上的相互馈赠，医院去探病常是空手去的。可以称得上“君子之交淡如水”。在有一点上我们之间是不平等的：她的作品我几乎都看，而且常发表意见；我的主要著作她却基本不看。在我较多地写随笔文章时，她目力已不济，后来完全靠听读，就更少读到了，读了也不大发表意见，只是加以抽象的鼓励，还说“你本事比我大”。这是我引以为憾的。

回首在神州大陆上所发生的风云、劫难，自己在其中经历的精神迷失和扭曲，见证了多少亲人、朋友的误解和反目，我庆幸没有和宗璞共同在一个单位经历这一切，得以保持这淡如水——而且是未经污染的清水——之交，留下的只有高山流水的回响。

年首发于《钟山》杂志，收入《闲情记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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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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